这就构成了一种经济学上的博弈，可以简化为如下情况：
如果每一家公司都给员工涨工资，那么他们都会获得中等的利益；
如果有些公司涨工资，其他公司不涨，那么涨工资的企业会亏损，而其他企业则获得巨额利益；
如果所有公司都不涨工资，那么他们都获得少量利益。
显然，这个博弈模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ality)是第一种情况，而“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则属于第三种情况。
在完全兹油的博弈中，最终结果必然是第三种情况，不存在“聪明善良资产家自发涨工资”的情况，因为聪明和善良，二者无法得兼。
如何达到第一种情况，这就必须依赖于强制力，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国1938《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以及苏俄1917《劳动法令》。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劳动法于1940年进行了重大修改，延长了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假期，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在经济全球化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世界政权”来将它的强制力施加给每一个国家，当某国的营商环境不够友好时，资本就会外逃，从而在该国引起失业与动荡。
尽管部分欧洲国家可以凭借技术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暂时在本国维持高福利，就像1926年的福特公司那样，但这显然是无法长久的，因为优势不是永久的。
正如在第二个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学教授、湾区程序员、科研工作者、高级工程师这样的人大概率不会喜欢欧洲“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
高税收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会大打折扣，而高福利则意味着劳动力工资高，他们在雇佣保姆、钟点工、水管工、点外卖时会花费更多的钱。
米哈伊尔·布林是苏联数学家，在经济管理部门任职。他和他的同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线性规划算法，并将其应用到计划经济领域。
米哈伊尔的收入并不比哈尔科夫机械厂或者南俄罗斯集体农庄的普通劳动者高多少，甚至部分熟练技术工、劳动模范的收入比他高。然而当他移民美国以后，没有任何美国工薪阶层可以望其项背。
后来，米哈伊尔的儿子谢尔盖·布林更是作为googl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跻身顶尖富豪的行列。
而在今天，尽管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依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但大学教授、研究员、正高工程师的收入却非常接近，此外该国舍得往项目中投钱，这是西方大国越来越具有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只会有更多研究型人才踊跃投奔西方大国。
另外，千万不要认为研究人才会和科技巨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研究人才和科技巨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正如医生工会更倾向于伙同医药复合体，一起从患者身上获取巨额利益，而不是反对医药复合体。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税、高福利对劳工友好，但对教授、研究员与工程师等人不友好。一些人喜欢高税、高福利，不代表其他人也喜欢。
那么，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化的屏障，可以轻松兹油地选择，一名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科技资产家会选择在欧洲发展，还是去美国？答案不言而喻。
因此，面对美国和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兹油的国度，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技术优势可能会在二十年内消耗殆尽。
无论欧盟如何费尽心机地扶持欧洲科技企业，这些科技企业都注定难以与美国和西方大国竞争，除非欧洲全面放弃建设高福利社会的尝试——
或者整个世界被统一在红色的旗帜下。在这种情况中，米哈伊尔·布林们还能往哪里移民，火星还是月球？
或许，企图在某一个地方单独地建设“理想社会”、“人民家园”(Folkhet)的尝试是注定徒劳而无功的——劳动者必须先解放世界，然后才能解放自己。